任弼时的“三怕”
不怕艰苦、不怕吃亏、不怕牺牲……在党的百年历程中，无数的共产党人以如磐的信念书写了许许多多的“不怕”。但对于任弼时来说，他的一生中却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也是任弼时始终恪守的人生信条。
怕工作少——“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43年的一天，延安枣园热闹非凡，院内正在举行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哨声一响，一台台纺车快速转动，发出的声音响彻延安上空，劳动的热情洋溢在枣园内外。参加此次比赛的还有不少中央领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就在其中。
任弼时参加纺线比赛不是偶然。1939年2月，在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后，向来最怕工作少的任弼时身体力行，带头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每天处理完中央机关的大小事务后，任弼时就和夫人陈琮英学习纺线。在纺线本领与日俱增的同时，他还发现旧纺车效率低下，便抽空钻研，对纺车进行了改造。得益于经常性的纺线劳动，在1943年的这次纺线比赛中，任弼时轻松获胜。
在延安，任弼时忙碌的身影不只出现在纺车前。窑洞内，他伏案工作，为了党的各项事务殚精竭虑；山坡上，他挥舞锄头，带领大家垦荒种菜。体弱多病的他，从未诉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
淮海战役期间，任弼时因商议战事无法正常休息，血压上升至200多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跳动100多次。医生规定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小时，可实际上，任弼时的工作时间远大于此。见他长期抱病工作，同志们劝他多休息，任弼时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正是因为这“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坚定信念，1950年，赴苏联治病的任弼时在病情稍有好转后便迫不及待地返回工作岗位。回国后，他常常忘记自己是个病人，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同年10月，46岁的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猝然离世。
怕麻烦人——“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因为怕麻烦他人，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病体，宁愿吃力地拄杖前行，也不用担架。在转战陕北的路上，他多次摔倒在地，就自己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
任弼时不只是在日常琐事上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在工作上，更是从不搞特殊化、不向组织提要求、不为子女谋私利。任弼时再三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的家位于北京景山东街，房子紧挨马路，十分吵闹。有关部门为了让他安心工作和休息，给他另找了一处住所。任弼时得知后，严词拒绝：“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直到逝世，任弼时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怕多用钱——“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
任弼时怕多用钱，不是吝啬，而是时刻惦记着国家和百姓。
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却不同意，他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进城后，工作人员想换掉他的旧被子、旧衣服，被他制止：“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
一件用妻子的旧围巾织成的背心，他一穿就是十多年；组织上发的一条毯子，他一直用到逝世。任弼时经常提醒孩子们节约用电，并在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他要求工作人员减少用车次数，尽量把需要办理的事情集中起来一次办完，以节省汽油。细枝末节中，彰显着任弼时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这样评价任弼时。
如今，这位“人民的骆驼”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骆驼精神”依然影响着一代代共产党人。
讲述人：
胡兆廉， 商学院经济系党支部教工党员。
千金随身的清廉将军 ——杨靖宇
1929年的一个清晨。看了刚出生仅5天的女儿最后一眼，男人默默离开了家，只身远赴东北。
这个男人名叫马尚德，到了东北后，为方便抗日工作，改名杨靖宇。
1940年2月23日，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日子。夕阳眼看就要落下，已经5天没有吃饭的杨靖宇，开始产生了幻觉，恍惚间，他看到村民已经拿着黄灿灿的玉米饼子正递给他。沮丧还没来得及“发酵”，英雄已经坦然释怀，他默默地检查手枪。
看见远处黑压压的追兵，杨靖宇依靠在一棵白桦树上，艰难地举起手，向着山坡下的敌人扣动了扳机。一番交战后，敌人惊喜地发现，对面一个人一下子倒了下去，于是便一窝蜂扑到近前，这才发现，一个身中数弹的大汉仰面躺在地上。
寒风呼啸，“呜呜”的风声猎猎作响，似乎在为这位悲壮抗日英雄唱响最后的挽歌。
严密的粮食封锁与坚壁清野的政策下，杨靖宇是靠吃什么维持体力的，面对眼前这具让他们闻风丧胆、寝食难安的抗日将领遗体，敌人怀着巨大的好奇与疑问，剥开他的胸膛，却发现这位让他们闻风丧胆的高级将领，胃里面竟然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棉絮、树皮。
在从杨靖宇身上搜出笔记本、钢笔、宣传文稿以及各式手枪子弹后，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从杨靖宇随身携带的子弹袋中搜到6660元现金。
后据获得的日伪资料记载，直接组织这次“围剿”的伪通化警察厅厅长岸谷隆一曾说：“曾经统率2000名部下的杨靖宇的最后未免过于悲惨了。从他身上找到了6660元的巨款，他却穿着破鞋和撕烂的衣服，胃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
即使不投降日军，杨靖宇也完全可以利用这笔钱让自己吃饱穿暖，再更好地投入战斗。但是在全军无不紧衣缩食、艰苦抗战的环境下，对自己，杨靖宇始终坚守着最低生活要求，这种极度廉洁自律的精神更体现在他与战士、与人民朝夕相处的每一天。
1935年，杨靖宇的第一军在濛江根据地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顺利会师，地点选在了于家沟村民刘世琴的院子里，多年后，刘世琴耳边总能响起杨靖宇将军亲切的话语：“小刘同志啊，我们吃你家粮食，都记账了吧？等到打垮日本鬼子，我们的政府一定会还给你。”
1939年冬，在对叛徒程斌的围剿中，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部在桦甸县老金场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春节，大年夜，杨靖宇开心地给战士们发红包，用好不容易收集到的少许狍子肉和冻白菜，带头给战士们包饺子。饺子包好，杨靖宇却悄悄走出窝棚，换下门口的哨兵去吃饺子，自己替哨兵站岗。战士连忙推辞，杨靖宇却笑着说：“除夕夜司令站岗，能保一年大胜仗。”
11年的光阴，杨靖宇将军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斗争与民族解放事业。
讲述人：
杜潇颖，商学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党员，20商141班副班长。
刘少奇严待子女
“不要打着我的名义，干个人的事情。”这是刘少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有许多的不准、不许。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一直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搞特殊，这一点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刘少奇子女们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向来没有什么不同。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当时正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样，只能依靠很少的定量粮食生活，偶尔回家吃饭，家里的饭菜也是一样简单朴素。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孩子们日渐消瘦。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不忍，便私下询问他能否偶尔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他对几个孩子说：“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受苦，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
除此之外，刘少奇的家也是相当简朴。一次，孩子们的老师来家访，发现刘少奇的居所陈设简单，非常惊讶地感叹道：“没想到主席的孩子居住环境竟是这样简朴，简直和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在了解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后，刘少奇和蔼地对老师说：“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严格管教，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迁就他们，那样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刘少奇严于律己，更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他的大女儿刘爱琴曾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写道，“不少人以为我们是国家主席的子女，肯定处处受照顾享福。殊不知父亲对我们都是从严管教，有时甚至严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
1951年2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爱琴党员预备期满。一般情况下，党员预备期内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可以转正。然而刘少奇在得知此事后，却提出反对意见。他专门给学校写信，认为刘爱琴并未达到党员标准，不应该批准其转正。“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他在信中说，对自己的女儿更应该严格要求。最终，组织部门没有批准刘爱琴转正。这件事对刘爱琴的打击很大，在她的心里，自己出身好，从小吃苦，经过艰苦环境磨炼，转正本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却没想到父亲这样不近人情。一时间，刘爱琴甚至有些埋怨父亲。然而等她冷静下来，认真反思自己，回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教育，在父亲近乎无情的严厉中，她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和关爱。1958年，刘爱琴主动响应国家机关干部下放边疆的号召，去内蒙古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终于在1966年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 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坚持要求家人积极参加劳动。在中南海居住时，除了日常的家务，他还让家人种植果树，甚至修建房屋时让妻子王光美带领孩子们去工地参加劳动。1958年，刘少奇觉得孩子们长大了，只在自家院子里劳动还不够，便要求孩子们暑假时半天时间复习功课，半天时间去公社同农民一起劳动，并且要像农民一样“不怕热，不怕累，不怕吃苦”。
殷殷教诲言犹在耳，一句句严厉的话语，彰显的不只是刘少奇对于子女教育的一份苦心，更是对党和国家的一片深情。
讲述人：
王淑玉 女 20商51班 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