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拒进家门
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罕见地对秘书发起了火。
这位秘书叫何谦，平日里主要负责总理的生活和保卫。而让总理发脾气的原因，正是何谦未经总理允许，擅自修缮了总理的住所——西花厅。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这个长方形的四进庭院建于清朝末年，曾是溥仪父亲居住的花厅。
陈旧、阴暗、潮湿，夏天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屋内木头也有些腐朽了，梁柱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这就是总理的住所。如果说老旧尚且可以忍受，潮湿却是十分麻烦。在西花厅居住期间，周恩来腿疼的毛病经常犯。时间久了，秘书何谦也看得十分心疼，屡次劝总理将西花厅适当修缮一番，但都被回绝了。
看到总理态度如此坚决，何谦悄悄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1960年初，周恩来赴广东出差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何谦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木地板、封严漏风的窗户、更换发霉的旧地毯及旧灯具、将已经破了的白布窗帘 换成较厚的呢子窗帘……何谦抓紧时间修缮，同时也考虑到总理平日勤俭节约的作风，尽量减少开支。西花厅装修完毕，何谦还暗想，这样应该能符合总理的要求。
谁知周恩来视察归来，还没踏进屋门，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于是便有了大发雷霆的一幕。
何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
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随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就走。见此情形，其他人忙追上去劝总理，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灯具、窗帘等能够挪动的东西全部搬走。已经修缮好的地板、窗户，再换的话，又是一笔费用。周恩来只好让秘书算账，换过的东西他要个人付款，绝不用国家的钱。他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金，怎么能用公款为我家里装修，这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
等西花厅恢复了旧貌，周恩来才进了家门。事后，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多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检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 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这是陈毅对周恩来的称赞。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住进医院，直到去世，再没有回到过这里。
“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古朴简陋的西花厅，既是周恩来的“小家”，也见证了这位国家总理无数为“大家”忙碌操劳的身影，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转眼百年，是这信仰，让那艘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乘着历史的汹涌波涛，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擎天巨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见贤思齐，中国共产党人将汲取老一辈革命家的不竭精神力量，加强党性修养，引领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复兴，在新时代铸就新的辉煌。
讲述人：
鲍春晓，商学院团委书记，商学院行政党支部教师党员。
总司令的两封信
1937年初冬，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华北地区一片萧瑟，驻扎在山西洪洞战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笔写了一封“借款信”。
朱总司令竟然也需要借款？
原来，在外领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况颇为寥落，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一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亲在这个荒年可能吃不饱也穿不暖，朱德心里虽急，却因囊中羞涩而无可奈何。这时，他想到了在四川泸州开药店的好友戴与龄，希望他能接济一下家中老母。但这笔钱，总司令却明确表示，还不起也并不打算还。
“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戴与龄小朱德两岁，两人一同参加过科举考试，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朱德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曾多次接济朱德，后来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
接信后，戴与龄随即给朱德家里寄去了两百元中币，差不多是现在的四万元。
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十数年实无一钱”，着实令人震惊。而从下面这封他于同年9月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信来看，却又一点儿也不奇怪。
“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朱德在信中托陈玉珍对家中小辈提出了这个“不近人情”的要求。
他还解释道，“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坚守“革命良规”、身无分文的朱德就这样“狠心”拒绝了亲族的投奔。他决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谋一点儿私利。
1941年春天，朱德到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视察，看到院子里挂着战士们猎来的豹子皮，走过去摸了摸，连说：“好皮子！好皮子！”教导队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几个干部一商量，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当天下午朱德要离开时，教导队的领导把一张捆好的豹子皮拿到朱德面前。
“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呦？我们党是有规矩的，不兴送礼这一套，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
随后，他指着教导队的战士们说：“同志们很辛苦，穿得却那样破旧。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能做好多套衣服，让我白拿豹子皮，那我不成了‘剥削户’了？总司令‘剥削’大家，这多难听。”
正是对“革命良规”的坚守，朱总司令一生戎马、两袖清风，无愧于一个“德”字。
如今，战争的硝烟散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火中锤炼的廉洁作风却一直警醒着我们：一切腐败都滋生于贪婪，只有坚守“良规”，才能无愧人民。
在2016年11月召开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这两封信，并说道：“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讲述人：
崔珂珂，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学生党员。
廉洁奉公的“后勤管家” ——彭显伦
1895年11月，彭显伦出生在广东省南雄县上朔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一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政委、滨海军区后勤部政委、华东军区供给部政委、山东军区后勤部政委……这一系列职务，表明彭显伦不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却是一位人民军队中出色的“后勤管家”。
彭显伦1930年参加红军时，已经35岁，由于上过几年私塾，会写字，会打一手好算盘，加之年纪偏大，老成持重，做事稳妥等，因此被分配到后勤部门，负责后勤供给。
彭显伦的革命生涯中，几乎整天与钱物打交道。他总是紧跟着前线战斗部队在火线上，收集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的物资，比如武器、弹药、服装、粮食等，迅速处理并做好配送工作，使部队很快地得到弹药装备的补充，保证了部队迅速行动和作战。
1934年春末夏初时，部队进到福建宇洋县境一个山区，他率领几个工作队员深入到距红军驻地二、三十华里地区执行收集工作，被当地小股敌人发现，工作队被敌包围。他率领工作队冲出重围，为部队带回了相当数量的经费。
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彭显伦带着后勤人员翻山越岭，宁可扔掉食物，也绝不丢掉背包里的纸币，那是红军的救命钱。
一生与钱物打交道的彭显伦，对自己却极抠门。有一件衣服，他从1937年穿到1944年，打了21个补丁。夏天把棉花掏出来，变为夏装。冬天塞进棉花，又成冬衣。
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彭显伦患了肺结核病。根据地里药品奇缺，更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组织照顾他，每个月特批给他两只鸡，还有一点鸡蛋和白糖。但彭显伦却说，现在是困难的时候，大家生活都很苦，我不能搞特殊。经组织派人多次劝说，他才勉强答应留一部分。
彭显伦不但对自己极其苛严，而且也从来不为家属和乡亲牟取私利。1950年春，彭显伦轻装简从，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探望，有些亲戚认为他已当上大官，手中有权，希望他拿些钱给家乡和家中使用。彭显伦听后，便耐心地解释说:“我手上是有钱有物的，但那都是公家的，一个铜板都不能乱用。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才是我自己的……”说完，他当场把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脱下，送给了对方……
即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彭显伦也不会给任何特殊照顾。彭显伦参加革命后，把大儿子留在老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让大儿子继续在老家务农。
1958年5月1日，身患肺结核多年的彭显伦，与世长辞。从农民到人民军队“后勤管家”，彭显伦一生永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
讲述人：
李泓儒，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第四党支部预备党员，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