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盈商∣党史中的廉洁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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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焦裕禄


焦裕禄同志从贫苦娃到县委书记,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将职权看作是为人民掌权,将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形成了独特的家风。

1963年初的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还在灯下看文件。大儿子焦国庆从外面回来,愉快地告诉父亲:我刚刚看了戏。焦裕禄问:“谁给你买了票?”国庆说:“我一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检票的叔叔就放我进了门”。焦裕禄眉头一皱,心想:这么小的孩子,就以干部子弟的身份看“白戏”,于是严肃地问道:“国庆,你看戏不买票对吗?”国庆说:“我是小孩,没人在意。”焦裕禄说:“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演员唱戏,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国庆听爸爸口气严肃,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自己再也不去看“白戏”了。焦裕禄从自己兜中掏出了两角钱,交给了国庆,语重心长的教导说:“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就要搞特殊。明天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向他承认错误。”此后,焦裕禄又经过深入思考制定了《干部十不准》文件。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了,全家人都为家中有了一个初中毕业生而感到高兴。听说县委书记的女儿毕业了,有许多人来介绍工作。有人说小学教师有缺额,有人说邮电局招收话务员,而焦裕禄却亲自把守凤送到酱菜厂劳动。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时,他的大女儿守凤到医院里看他。他叫着守凤的小名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要遵守劳动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留给你,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对于焦裕禄的儿女们来说,记得最清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千万不要搞特殊”的要求。

讲述人:

袁少茹,商学院财务管理党支部党员,教师。



“管住自己”   ——陈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和项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作为领导人,陈毅和项英每人保管着一些金子,陈毅深知这些钱的重要性,保管极为精心,随时缠在腰间。可是到了夏天,因衣服单薄,腰部所缠的金袋凸出来了,陈毅觉得不安全,怕给党造成损失,他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后来,陈毅把这笔经费全部分给信得过的同志保存,自己没留一分钱。我党执政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部队一名执行公务的干部打了阻拦其闯红灯的旧警察。陈毅得知后,把这个干部叫到自己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军管、军管,一是管制敌人,二是管理百姓,三是管住自己。”过后,他又补充说:“前两条好办,最难的是管住我们自己。”

讲述人:

刘艳艳,女,20商51班,商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班级心理委员。



谁违反家规都不行

朱良才将军出生在湖南省汝城县的一个书香之家。朱将军倡导和秉持的清白持家、简朴本分、勤廉正直的家风,至今被他的儿孙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

1955年,朱良才担任了北京军区首任第一政委,并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常说:一个领导干部身居高位时,往往容易由奢侈而腐败,忘记了人民,以至走到了人民的反面。“俭可以养廉,廉可以养德”,他把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对家中约法三章,凡是制度内发给的东西才能要,余外公家便宜,一丝一毫都不能占。谁违反“家规”都不行。有人说他的秘书太机械了,这位秘书说,政委是这样要求的,违背了要受批评的。

他家里的摆设很简朴,那套布沙发从1950年一直用到他逝世的1989年,整整40年。平时,坐旧了刷一刷,洗一洗将就着用。有一年,套布破了几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准备给他换一套新沙发。朱良才知道后,严肃地说:“外套破了,补一补就行了,怎么要换新的呢?”直到套布无法再补了,才换了新外套。

大儿子6岁时,朱良才就离开家乡,投身了革命,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解放后,原名朱兰瑞的大儿子回到了父亲身边,为了让儿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人民的一员,记着来之不易的新生活,朱良才将军给大儿子改了个名字,叫朱庶民。

大儿媳黄淑华回忆,朱将军对后辈们的要求极严,特别是对儿子朱庶民,从不准他搞特权、走捷径。朱庶民也是“打铁自身硬”,自幼书读得好。父亲参加革命后,家被抄过,房子被烧过,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艰难,为补贴家用,年仅13岁的朱庶民便去教书,扛起了家庭重担。

“解放后回到父亲朱良才身边,朱庶民继续读书,在中国人民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黄淑华说,“朱庶民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两年,但父亲动员他回去,用所学回报家乡。朱庶民听从父亲的安排,回到汝城,到当时的县文教局工作。”

朱庶民在汝城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2011年10月去世,都是待在汝城。黄淑华说,朱庶民受他父亲的影响太深了,既不找关系为自己谋职位,也不准家人去走捷径。

“爸爸和爷爷都是一个样。”朱庶民的儿子朱十弟16岁到北京参军时,以为凭着爷爷朱良才在部队的声望,可以“有所作为”。但爷爷多次教导他,要靠自己的本事去争取,靠爷爷是靠不住的。

朱十弟退伍时,也只是一名普通战士,“没提干,没优待”,很多战友都说朱十弟在部队和其他人没任何区别。朱十弟也说:“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身边的人。”

讲述人:

袁乐,商学院本科生第四党支部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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